《中国古代书法——篆书（二）》是中国邮政继2011年发行《中国古代书法——草书》之后，时隔14年再次发行《中国古代书法》系列邮票。全套4枚邮票选取了大盂鼎、中山王铁足鼎、石鼓·吾车刻石、琅琊刻石为图案内容，每一枚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。
大盂鼎作为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璀璨重器，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。它与毛公鼎、大克鼎在晚清时期一同出土，并称“海内三宝”，皆是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。大盂鼎铭文虽属西周早期金文，但书法体势严谨，结字、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，用笔方圆兼备、端严凝重，雄壮而不失秀美，布局整饬中又见灵动。从书法艺术的维度考量，大盂鼎堪称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杰出典范，其书法价值历经岁月洗礼，越发熠熠生辉。
中山王铁足鼎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，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，堪称战国青铜器中的杰作，现陈列于河北博物院。其铭文行文流畅，文字精美，风格独具；字体瘦长，清秀挺拔，绮丽多姿、典雅飘逸，极富装饰趣味，是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卓越代表作品。其书法呈现的“悬针篆”风格，更为这件文物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石鼓·吾车刻石是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，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。石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匠人精心刻在10面鼓形石头上的古老文字，以四言诗的形式记述了君主游猎的盛景，吾车为其中一面。石鼓文作为石刻之祖，记录了大篆向小篆过渡的笔意，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独特字体。石鼓文对书法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被历代书家奉为临习篆书的重要范本。其因刻于石鼓之上而得名，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，有“石刻之祖”之称。
琅琊刻石与著名的峄山刻石、泰山刻石不同，它是刊刻于秦代的我国最早的一处摩崖刻石，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刻石铭文前半部分共镌刻有497字，其中的前289字详细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卓越功绩，后208字记录了李斯、王绾等随从大臣的名字以及商议石刻的相关事迹；后半部分仅刻有79字，记载了李斯等人随同秦二世出巡时，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石刻上刊刻诏书的情况。从中可窥见“书同文”的历史印记。
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和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，其上铭文属小篆书法典范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如今琅琊刻石中刻有秦始皇颂词的刻石已荡然无存，仅存秦二世元年（公元前209年）的加刻之辞，世称“二世诏书”。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看，其笔画接近石鼓文，用笔浑厚圆融之中尽显秀丽之美；而结体的弧形部分又比泰山刻石更加圆活灵动，展现出活泼的意趣。左右两部分的合体字排列错落有致，有的还巧妙营造出险势，既不失对称均衡，又显得多姿多彩。
如何将中国古代汉字书写艺术的精髓完美地呈现于方寸之上，把如此珍贵厚重的文化瑰宝呈现在大众眼前，是这套邮票设计的重点与难点。
这套邮票的表现内容皆是源自珍贵文物的书法拓本，极为难得。为了寻找这些世间难觅的独家收藏文物拓本，邮票编辑干止戈不辞辛苦，与众多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，最终才找到了理想的拓本。
在邮票设计过程中，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。其一，对于拓本底色，我摒弃了传统的纯黑色，大胆选用深灰色作为底色；对于斑驳的文字，我则有选择地进行修缮。这个过程极富挑战性，既要尽量展现出完整清晰的文字，让观众能够领略其书法之美，又要小心翼翼地保持拓本的原始风貌，其中的尺度把控十分微妙。其二，在邮票图案中篆书文字的数量与大小上，我也反复斟酌考量，既要让观众尽可能多地欣赏到篆书书法的独特魅力，又要充分考虑邮票的方寸特性，力求文字大小适中、布局合理。另外，我还对邮票铭记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设计，使其呈现斑驳的质感，令整个设计方案在细节上内外呼应，浑然天成。邮票的尺寸规格则严格保持了系列邮票的统一性。
也许是这些精心雕琢的设计细节赢得了评审专家的认可与赞赏吧，最终，我的方案在众多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，幸运地成为邮票图案。借此机会，特向给予我帮助与支持的同事与专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！